福建师范大学官网 |
被遗忘的恩情，被具体的暴力
尽管如今已过了白衣飘飘的年代，没有必要为某些小小的雷人事件而嗫嚅呻吟，道德的大面积缺失也失去了捶胸顿足的必要，人们的受雷免疫力已大大提高，反正雷着雷着就习惯了。而这次弑母事件让人们倍感震惊的并不是那简单的暴力，而是这个事件的直接受害者。那是谁呢？那是，我们的妈妈啊。
妈妈是什么呢？她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千万次嘱咐要多穿件衣服，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你觉得很烦，却也觉得很温暖。缺钱的时候他总会说些“赚钱不易”之类的话来训你，边教训，边塞钱给你。有人说那是一份可以炫耀的亲昵感，只有在他们面前你才会释放压力，然而，那也是一个悖论，最亲近的人往往是最容易受伤的人。亲情是世界上最不计较回报，最毫无功利性的感情。尽管父母和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总会经历种种“战争”。孩子们总是不断地学会如何有效地对付自己的父母，瓦解着父母的权威。但是这种权威在
自己遭受危难之时又很讽刺地成为自我的保护伞，如那句“我爸是李刚”。借助权利的保护尚可理解，身体伤害确实是耸人听闻了。对恩情的遗忘总有万分世俗的理由，心理问题如何繁复，家庭教育如何缺失，也不可能磨刀霍霍之时不知道眼前的对象是谁。他捅下那几刀的时候会显得如此坚实而漠然，似乎潜意识里知道自己怎么伤天害理，她也不会致你于死地。谁都无法否认，到了最后，他总是成功的，因为他除了是一个犯人，更是一个儿子。
人们除了愤恨之外，还有恐惧。好像背后隐藏着惘惘的威胁，随时准备让人倒吸一口冷气，那是因为暴力被近距离地具体化了。在现实生活之中，对于暴力，谁都避之惟恐不及，即使在庞大的历史背景下，渺小的个人不得不被卷入利益集团的争斗中，会有大面积生命的丢失，可是在另一方的人们，所感受到的似乎只是经过历史筛选过的遥远记忆，并不像发生在身边的伤害那样刻苦铭心。《东方》杂志1995年曾刊登了一篇犹太裔汉学家舒衡哲的文章《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纪念反法西斯
胜利五十周年。他认为，我们今天常说纳粹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日本兵杀了南京三十万人，实际上是用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给抽象化了。这种六百万、三十万的数字看上去似乎触目惊心，实际上是以抽象概括的方式总结历史，反而失去了最为真切的悲伤。庞大的公共记忆，尽管准确，但却遥远。然而，我们却越来越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些在从前貌似巨大的数字，一次一次地被瓦解为较小的或更小的数字，在时刻提醒着这个世界是如何地不安全：校园枪杀、瘦肉精、毒牛奶、机场弑母……一个个具体伤害的发生造成一种惊心动魄的切身感。正是因为那份不安全的危机感，遵循基本的道德可以成为时代楷模，一些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反而受到质疑。暴力与恩情，如此牛头不对马嘴的两个词却在此刻结合得天衣无缝，这无疑是个巨大的讽刺，当被遗忘的恩情被暴力替代，我们还能毫无障碍地接受这个所谓多元社会乱七八糟的是非标准吗？
青年通讯社文/ 肖炜静
《青年广场》55期 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