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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潮与青年思想引领 

  

团中央学校部 杨松  

  

政 治思想的引领历来是政治家和政治学家关心的问题。当代政治学中有个热门领域叫政治合法性,政治实践中有一项重要工作叫政治社会化,应该说都和政治思想引领 相关。今天,把政治思潮和政治思想引领结合起来作为题目,和大家一起交流,主要考虑到我们共青团是一个政治性、思想性很强的组织,我们的工作中,思想引领 是核心要务;在思想引领中,政治思想的引领是重中之重。而做好政治思想引领工作,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熟悉曾经和正在影响青年的政治思潮。下面分三个题目和 大家讨论。

 

一、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还有哪些政治思潮在影响青年?

政 治思潮起源于人们对政治问题的深入思考。应该说,目前中国的政治思潮,都是源自于上个世纪初中国存在的政治困境和问题。当时中国同时存在着四个政治发展困 境:一是被西方列强欺负,国权不保,民族不独立;二是3000年来的专制传统,压制个人权利,西方的启蒙思潮东渐后,民智开启,渴望自由;三是贫富两极分 化与上层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的腐败,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对平等充满渴望;四是传统文化被西学冲击,传统社会结构解体,导致社会的脱序与文化的失范。

围绕这四个困境,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仁人志士开始了不懈探索,形成了四大思潮,它们是:

——针对列强的欺压而形成的民族主义思潮,最迫切的诉求是独立,孙中山以及后来的国家主义学派都可以作为代表。

——针对专制压抑个人这一矛盾而激发起来的自由主义思潮,这是完全意义上的西方舶来品,最迫切的诉求是自由,胡适堪为代表。

——针对贫富分化、阶级对立形成的以国家权威来实行社会分配与干预经济的左翼思潮,最迫切的诉求是平等,社会主义思潮可以纳入这一范畴。

——针对文化失范、社会失序主张回归传统文化以防止社会文化失序的新保守主义,最迫切的诉求是稳定,梁启超、严复可以说是早期代表。

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了经济社会转型,政治体制改革也提上了日程,这四种思潮再次活跃起来,并结合现实有了新的发展。目前,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形成了设 计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等四种思潮。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五四时期几种思潮的延续。这四种思潮中,我们最需要 关注的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因为它对我们做好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冲击最大。

认 识自由主义思潮,需要从诉求和学理两个方面入手。从诉求上看,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设计和我们主流意识形态是不一致的。他们的一些主张,三权分 立、多党竞争、公职选举、联邦共和等等,我们认为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但是,如果仅仅认识到这个层面,无疑是比较肤浅的。自由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更本质的冲突,还要从学理上作判断。

朱 学勤曾经对自由主义的学理有个概括,他说:“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 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我觉得,这个概括还没有触及本原。更深一个层面,要看理论出发点。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最 大的分歧正是出现在理论出发点上,也就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分歧。

自 古以来,人类文明就有两条路线。第一条线是从个人的权利出发,认为个人优先于集体,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学术路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契约整合——市场 经济——分权政治——小政府——开放性社会;第二条线认为集体高于个人,个人只有融入集体才能实现价值,于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路径:集体主义——权威主义 ——行政整合——计划经济——集权政治——大政府——总体性社会。在所谓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两种路径的思想都有萌芽。比如,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希腊的苏 格拉底和柏拉图。这两种路线,在几千年的学术发展中,争论不断,胜负难分。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之后,两种路径都获得了充足的养分,催生了西方资本主义文 明,一个孕育了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所 以,我们评论自由主义,一定要看到它的一个思想根源;我们捍卫社会主义,首先要守住我们的底线。在这方面,美国的总统幕僚还是厉害的。1998年克林顿到 北大演讲,他引用胡适的话,讲了很大篇幅的个人自由;2002年布什到清华演讲,拿出了很大篇幅讲社区精神和个人选择的自由。在中国顶尖大学演讲,美国总 统没有直接宣扬他们的三权分立、两党竞争等制度,而是普及个人自由、社区精神的理念,实际上是在思想起点上和我所争论:到底是应该个人服从于集中,还是集 体服务于个人?价值理念上的取舍决定了后面的制度设计。

目 前,自由主义思潮在青年中是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在大学生群体中,比较流行。我在大学阶段,自由主义思潮属于前沿思想。那时候,能够独立思考、关注中国现实 问题、有不同于官方说法见解的人,容易受到低年级同学的仰慕和追逐。我就是这样跟着师兄混了大一、大二两年。三年级的时候,感觉这样不行了,始终跟在别人 后面,什么时候才能超越他们呢?于是,我一头扎到图书馆,读了一年的书,重点是政治学的名著,从马基雅维里、霍布斯到洛克、卢梭,从托克维尔、穆勒到哈耶 克、罗尔斯,不管懂不懂,反正是把政治思想500年来的发展历程追踪了一遍,逐渐对自由主义思潮有了点学理上的印象,悟出了前面朱学勤概括的那几条。接着 读下去,又发现朱学勤说得还不全,我们还要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个根源上去分析自由主义。

现 在,我们都已经成为党的青年干部,具体从事着思想引领工作。对自由思潮的认识如果仅停留在政治诉求层面,显然是不够的;停留在学理的言说上,也是有欠缺 的。我们面对自由主义思潮,还应该注意把它和中国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能够向青年解释它和我们主流意识形态的异同,并且能够向青年指出这一思潮的缺陷和不 足。

我 觉得,中国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它温和的学术精神与激进的政治诉求之间存在矛盾。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舶来品”,在西方是一种宽 容的、渐进的、温和的学说,按照朱学勤的说法,这一思潮“反对激进主义的人为构建”。它是作为西方政治实践的事后总结与阐释出现的。但是,到了中国,自由 主义却变成了一套完整的政治方案,试图迅速在中国大地上“兑现”。无论是“全盘西化”的极端口号,还是89风波的街头行为,都可以看出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 采取了先验的、激进的、攻击性的态度,这和原产地的学术精神是相悖的。

自 由主义在中国强烈的“兑现效应”逼迫很多思考者重新审视自己的政治理念。应该说,大家对自由、民主、人权等政治价值是不存在异议的,但是如何实现这些美好 价值,大家有不同的看法。由此,自由主义有了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多个论敌。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出现了三种思潮,对自由主义思潮形成了冲击。

第一个出现的是以新权威主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思潮。在 西方,保守主义最初是作为自由主义的批判者和反思者出现的。被奉为保守主义鼻祖的柏克就是在反思法国大革命的基础上写就了《法国革命反思录》,这一著作也 成为保守主义思潮之滥觞。在中国,新权威主义的出现和西方很像,也是作为自由主义的反思出现的。主要的代表人物有三个人。1986年4月,北大博士生张炳 九在一次沙龙演讲中,主张在中国现阶级采用半集权式的政治体制,以适应发展中的商品经济的需要。1988年7月,上海学者萧功秦在北戴河举行的知识分子问 题学术讨论会上首次提出“新权威主义”一词。1989年1月,吴稼祥发表《新权威主义述评》一文,对新权威主义进行全面介绍与界定。而此时,自由主义与新 权威主义的争论已经如火如荼。

 

新 权威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我觉得吴稼祥的一句话比较形象。他认为,在民主与自由结婚之前,有一段专制与自由的调情期;如果说民主是自由的终身伴侣,则 专制是自由的婚前情人。我接触到新权威主义是在大三。那时候我正在西方政治学原著的晦涩艰深中苦苦挣扎,对政治学的枯燥渐感绝望。忽然看到了新权威主义论 战的文章,特别是读到了吴的这句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比喻,顿觉眼前一亮。原来政治学和现实是如此紧密,政治学家的笔下也可以如此生动。当然了,新权威主义 还是有很多论述逻辑的,限于时间,我们不能展开介绍了。

第二个抨击自由主义的思潮是民族主义。这 种思潮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其实在89前,就有王小东对《河殇》的批判,可以看作民族主义思潮的萌芽,但没有形成思潮。90后,随着中国的强大与发展,随着 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与西方的利益纠葛,特别是网络空间的迅速形成,促成了民族主义思潮的整合、流行与发展。民族主义思潮的内容可以通过四本书来概括,即: 《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和最近出版的《中国不高兴》。民族主义者广泛讨论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 的问题,主张各异,但有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具有强烈的反美情绪,以爱国主义面目出现,他们深深地担忧民族的利益,带有对民族命运的忧虑感和使命感。  

民 族利益至上与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在很多领域是相冲突的。到底是人权高于国权,还是国权重于人权?注定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激烈论争。特别是在互联网上, 两种思潮展开了话语权之争。民族主义挟道德上的正当性,把任何对民族主义的怀疑和指责都视为对中华民族的背叛,从道德上加以诟病,“帮凶”“卖国贼”等是 有些BBS上屡见不鲜的词汇。自由主义者则讥笑民族主义目光浅薄、孤陋,是民粹主义,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总的来看,这两种思潮的论争更多的是相互攻击,学 术讨论往往发展为对动机的置疑和道德上的批判。

第三种与自由主义论战的思潮是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左派。新 左派的“新”,是指反思传统社会主义;新左派的“左”,是要批判资本主义西化潮流。“新左派”能在笼罩在自由主义语境下的中国知识界乃至中国社会取得一定 的话语权,要“感谢”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广泛而急剧的社会分化。90年代以来,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利益分化和社会公平缺失,对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生 活景况的冲击,使被自由派知识分子奉为金科玉律的经典观念,遭到了来自多数社会成员的越来越多的质疑。于是一批接受了西式教育的年轻知识分子乘势而起,他 们为“弱势群体”代言,抨击市场弊端,重提阶级、阶级斗争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挑战自由主义关于人的自由与普遍主义的经典诉求。新左派就这样形成的。

与 中国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言路相比,当代中国的“新左派”成分比较复杂,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毛式平等主义者,强调平等的最高价值,对毛泽东、文革和改革 等问题有很多重新考量。二是自称为自由主义左翼,以甘阳、王绍光为代表,前者强调以大众民主奠基政治成熟,后者强调以国家强大推动民主建设。三是秉承西方 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有识之士,汪晖、崔之元等为代表,在全球化时代力主中国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毅然捍卫“批判思想”的锋芒。

 

以上向大家简要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讨论政治问题的四种思潮以及由此发生的三次大的争论。做个简单小结,代表个人看法,不是很准确。

如果说当前的中国是一个前进中的巨人,偶尔有一点感冒。各种思潮不请自来,申请当大夫,并开出了药方,那么

——新保守主义开出的是板蓝根,不太好吃也不太好看,但是治中国人的病还是挺管用的,所以新保守主义是不可爱但却可行的药方。

——新自由主义开的是抗生素,而且是糖衣包着的。这个药效用很大也很好看,但是从对症下药来看,用这付药略显超前,吃完以后可能会有后遗症,所以自由主义是可爱但不可行的药方。

——新左派开出的是脑白金,这是保健品,很不错,好吃好看,而且怀旧。有些时候,有些症状,吃了这付药是管用的,但如果脑白金打出广告说能让人活回30年前去,那就不太可信了。

——民族主义开出的药方是老白干、二锅头。他们认为中国不是有病的问题,而是中国长大了,精神头不够的问题。喝了老白干,酒壮英雄胆就能上山打虎了。老白干喝完了会兴奋会勇敢,但是喝多了会干出傻事,酒醒了之后会追悔莫及。

 

二、面对政治思潮的多样化,主流意识形态有何因应之策?

古 今中外,任何政权都有其主流意识形态,任何统治者都会努力用各种手段来维护其主流意识形态。我国历史上,封建统治者大都把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同时 搞一些“篝火狐鸣鱼腹丹书”、“三统”、“五德”之类的君权神授论证。维护主流意识形态,手段无外乎文武两途。武的手段比较出名的人物是秦始皇,大搞焚书 坑儒。但是效果不好,唐朝有个知识分子还写诗讽刺这位“祖龙”: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后来者吸取了秦始皇的 教训,提出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一方面,保持文字狱等高压政策,肉体上消灭异己。另一方面,开科取士,通过“高考”指挥棒,牵动读书人的思想;设馆编书, 通过掌握“审查权”销毁对统治者不利的思想。比如,清朝编了四库全书,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 以上。

当 前,我们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是在历史竞争中 形成的,经历了一个从革命党的指导思想到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适应党的历史方位变化,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政策调整的过程。具体来 说,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其意识形态要经历一个从分裂转向整合、从激进转向保守、从封闭转向开放、从批判转向指导的过程。

1、从分裂转向整合

革 命党为了“革”当权者的“命”,首先要找到当权阶层的反对群体作为依靠的力量,因此,革命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都具有比较鲜明的群体区分意识,倾向于把 社会划分为对立的人群。比如,陈胜吴广起义,是以贵贱来划分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孙中山推动民主主义革命,最初是以民族来动员的,“驱除鞑虏,恢 复中华”。但是,一旦革命成功,革命者变成了执政党,社会中所有的成员都成为其治下的子民,那么意识形态就要代表所有的人。于是我们看到,历史上的农民起 义成功者,都会从原来“斗地主”的热情中退回来,声明自己“受命于天”、“抚育万民”;孙中山在辛亥革命胜利后,也不再提“驱除鞑虏”的口号,反而提出了 “中华民族”的概念,号召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这都是顺应时势的正确之举。

我 们党在革命阶段,首要任务是要明确自己的依靠力量,找到敌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 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在革命时期,严格区分贫农、富农、地主、无产阶 级、资产阶级这些成分,是需要的,也是有效的。但是在获得政权,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后,继续按照成份区分人群,就会造成政权依靠力量的减少。文化大革命时 期,意识形态上极“左”思潮盛行,在政策层面坚持区分出身和成份,先是分出了“黑五类”,接着又扩大为“黑七类”,最后变成了“黑九类”,知识分子“有 幸”忝列其中,成为臭老九。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被看作敌人专政起来了,那么谁来维护政权呢?谁来建设国家呢?

从 文革的阴影走出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改革开放开始后,党中央开始拨乱反正,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扩大革命的队伍,扩大政权的依靠力量。老 干部复出,右派摘帽,知识分子迎来科学的春天,这样才有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在意识形态上,党的理论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 了共产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六大,把党的性质由一个先锋队扩展为两个先锋队,即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 锋队。

2、从激进转向保守

激进与保守,是意识形态坐标中的两个不同方向。革命,作为一种暴力改变现状的活动,从来都是和激进主义结缘的。但是革命党一旦成为执政党,不可避免地要追求秩序、延续传统、崇尚和谐,保守主义思潮就有了用武之地。

卢 梭的思想是典型的激进主义。在和平时期,作为激进主义思想家的卢梭显然不受人们的欢迎。1778年,在人生的最后一年,卢梭在街上被马车撞倒,继而被野狗 扑伤。报纸将标题写成“卢梭被狗践踏”,贬损之意毫不掩饰。然而,革命在一步步走近。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渴望变革的群众呼声,排斥了保守与理性,呼唤着 激情与反抗。卢梭的思想地位迅速发生变化。1791年,国民公会投票给卢梭树立雕像。吉昂内斯看准时机,说卢梭正在成为大革命的象征。很快,对卢梭的崇拜 成为社会的潮流。后来的历史大家很熟悉了,吉伦特派执政,把卢梭思想从民间思潮上升为国家统治;雅各宾派执政,把卢梭思想从政权合法性基础变成指导一切的 天条。罗伯斯比尔自命为卢梭的信徒,呼之为“圣人”,他的著名的宣言——我就是人民,来自于卢梭的公意理论。

以 激进主义号召革命是成功的,但是在执政后坚持激进主义就会出现问题。卢梭的思想辉煌于罗伯斯比尔,倒塌于罗伯斯比尔。在公意理论指引下,人民的意志可以超 越任何法律与制度,而罗伯斯庇尔,这是道德的化身,也就是人民的化身,他的意志就是人民的意志,要在这种意志之下重建一个新的社会道德,要改造人心。这样 的逻辑下,需要肃清人民的敌人,不可避免疯狂的屠杀。从敌人开始(封建势力),到朋友(比如吉伦特派),到自己人(如丹东),直到自己,罗伯斯比尔也登上 了断头台。

如 何能保住革命的果实,不重蹈罗伯斯比尔的覆辙呢?很多思想家进行了反思。包括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柏克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还有专门研究革 命的布林顿的《革命的分析》。他们的结论不一,但是都有一条就是革命到掌权,都要经历一个从激进到保守的转型。布灵顿的研究最有意思,他通过比较美、英、 俄、法四国的革命,概括了革命的四个阶段,即旧制度的垮台、温和派统治时期、激进派统治时期和热月反动。而热月反动阶段,正是意识形态从激进向保守的转型 时期。

从 激进到保守,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对待财产权的态度。革命党历来是主张“均贫富”的,因为这样对贫苦的大多数来说是有号召力的。但是一旦获得了政权,还以随意 剥夺财产权为常态,就会失去人心。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大家都没有恒产了,心就会随风摇摆了。2004年3月8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始审议的宪法修 正案草案明确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使私有财产权从一般的民事权利上升到宪法权利。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物权法。规定: “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这是我们党执政意识的一次重要提升。

3、从封闭转向开放

意 识形态有一个边界问题。这是坚定革命信念的需要,也是保证组织战斗力的需要。只有严格坚守底线,才能分清敌我,才能巩固好阵地,才能坚定必胜的信心。在革 命年代,我们经常听到“划清界限”这样的术语,可以说明意识形态的封闭性。从思想、认识、感情、行为上划清界限,既是意识形态封闭性的逻辑结果,又含有实 际的组织功能。既是对所有人“道德净化”的普遍要求,更是对家庭出身有问题者的绝对命令。对革命者来说,这是世界观改造的入门主课。

革 命党成为执政党,对意识形态的封闭要求逐步降低。毕竟社会实践是发展的,社会生活是多样的。执政党如果坚持把意识形态固定在条条框框内,就会造成理论与实 践的脱节,最终脱离群众。苏共在执政以来,对意识形态采取严格的管制措施,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过度监控书报文献信息的传播;二是进行意识形态批判运动。 对文献信息、新闻书报的传播和出版实行适度的监督、控制,一般来说是必要的;对于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显得尤其重要一些。问题在于苏共把这些“临时性的紧急 措施”长期化、固定化。而且到斯大林时期,不仅把这些更加严厉的措施指向社会,还进一步指向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和“反对派”。这种政策不仅造成了思想文 化和意识形态的极端封闭性,同时也伴随着产生了另一特点,即意识形态的极端脆弱性。其结果,不仅是在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环境中造成了极端僵化的理论教条,无 力同现代世界的各种理论思潮进行交锋,而且由于它是在一个极端封闭的意识形态“温室”环境中培养“理论队伍”的,因而又造成了“思想精英”的弱不禁风。

从 封闭走向开放,我们党做得要比苏共好。尽管历史上我们也有过“左”的教训,但是总体上我们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意识形态更 是以开放的姿态、宽广的胸襟,吸收非主流思潮的合理观点。比如,在经济政策上,吸收了很多自由主义的主张;在社会政策中,注重新左派提出的合理诉求;在对 外政策上,充分考虑民族主义的呼声。

4、从批判转向指导

这 一转变意味着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变化,也意味着执政党在对待党外思潮的方式方法上有所调整。革命时期,党的意识形态是诸多解决中国政治困境的政治方案的一 种。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等学说处在同等的竞争位置,这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对其他思潮采取批判的斗争策略。我们翻开马恩 选集,第一卷第一篇著作就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言,翻开第二卷,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作为“在野”的思潮,其最初是以批判 旧有思潮的姿态横空出世的。中国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依然存在,只不过侧重点由理论转向实践(理论批判的任务已经由马恩完成)。翻开毛选,可以看 到若干以“反对”作标题的篇目,反对本本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投降活动、反对党八股等等。

从 领导革命到执掌政权,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对待党外思潮特别是异见上,是否还要保持批判、斗争到底的态度呢?答案是:要根据执政地位的巩固情 况和执政任务的转变情况。一般来说,执政初期,为了巩固政权,“宜将剩勇追穷寇”,继续执行斗争政策。但是,随着执政地位的完全确立,就不宜再把以批判为 导向、以运动为方式的意识形态政策进行到底了,而是应该在策略上做出调整。原因有二:一是不容易控制结果。党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具有决定 性优势。继续坚持批判运动,容易扩大化,错杀无辜,伤及同志。这在反右、四清等运动中都有实证。二是容易被敌对意识形态利用。当我方占据绝对优势,而敌人 不成气候的情况下,如果我们高声大喊:敌人,你出来,我和你单挑!你说这是抬举了敌人呢,还是抬举了自己?我看是降低了作为执政党的身份。别忘了,我们可 不再是当年和各种思潮挤在同一条河里争上游的队伍,我们已经上岸了,应该担当起裁判的角色。

从 运动员变成裁判员,要求我们在意识形态政策上实现从批判向指导的转变。最近,《六个“为什么”》出版,在第一篇里区分了指导思想和社会思想的不同层次,我 觉得很好、很高。社会思想的多样,并不排斥指导思想的一元;既要坚持社会思想和个人价值追求的多样性,也要坚持社会价值导向的一元化。这样,就把马克思主 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地位突出出来。

 

如何进行指导呢?这是个难度很大的题目。我觉得,至少有三点是要注意的。

一是要有超然的姿态,不要轻易陷入争论,把自己变成了别人的“对方辩友”。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提出“不争论”,最近又提出“不折腾”,这都是高明之举。反正政权在我手里,时间和实践的主动权都掌握在我手里,那就先干起来,用事实说话吧。

二是要吸引更多的运动员加入。对 裁判来说,是希望一个人参赛呢,还是希望百舸争流?答案肯定是后者。意识形态政策,也是如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可以避免一家独大,又可以突出“裁 判”的重要性。从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力来看,上个世纪80年代,其处于被打击的地下状态,但是,却最出现了89年的风波;90年以来,自由主义登堂入室、 广为言说,为什么反而没有形成挑战政权的声势和行动呢?我觉得,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新左派等多种思潮的兴起功不可没。思潮多了,更多的会变成学术之争; 涉及实践,大家都会谨慎。

三是要善于设置比赛科目。其 实就是要掌握话语权。社会上讨论什么,大家关心什么,不能由着各种非主流思潮兴风作浪。思潮的内容我们可以不干涉,但是思潮讨论什么题目,主流意识形态应 该有引导。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对此有认识,他说:“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前一形式 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曰话语权。最近几年,我们党牢牢掌握话语权,根据国情和时代发展,适时提出了政治文明、科学发 展、共享改革成果、构建和谐社会等课题,都有很强的前瞻性和主动性。

 

三、在社会思潮、价值观念多样化的情况下,如何有效、有针对性地引导青年?

   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件事情最难: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二是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共青团是做第一件难事的,我们的提法是用科学理论武装 团员、教育青年。把这项工作做好可不容易,尤其在社会思潮、价值观念多样的新形势下。这几年我们一直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在方式方法上的创新。但是个人觉得, 做好这项工作,其实忽略了一个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方法,那就是一对一的影响与说服。  

   我们做思想工作,最重要的是要练就以平等的姿态、面对面的影响青年、说服青年的能力。青年有独特的视角,喜欢独立思考、自主判断,还有一定的逆反心理。 我们影响青年,不能直接要求他们信仰什么,反对什么。一定要先从基本理念开始,通过启发的方式让他们自己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以我在大 学里工作的体会,首先有三个基本理念需要引导青年树立。

  1.政治价值没有绝对的,只有相对的。

   无论哪一种思潮,都有其核心的追求目标,哲学上称之为终极关怀或者核心价值。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往往有多种逻辑,很难截然分出 孰优孰劣。比如,哲学上讨论真善美的问题,殊不知真善美是很难统一到一起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一个好朋友得了绝症,你告诉他真相呢,他会很痛苦,显然 不是“善”;你要是编个善意的谎言呢,显然又违悖了“真”;想要两全其美,往往很难的。政治理念也是如此,比如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中的几个口号,自由、平 等、民主,互相之间也是矛盾的。追求自由,那么人因为禀赋各异,就会出现贫富贵贱的差别,势必造成不平等;如果要求平等,都吃大锅饭,就会限制相当一部分 有特长、有积极性的人的自由;民主也是这样,少数服从多数是个基本原则,这本身就是对少数人自由的一种限制,位列“希腊三贤”之首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以 绝对民主的方式被判决死刑的,其罪名不过是“不敬神”与“蛊惑青年”,这种悲剧和专制制度下因“莫须有”而被杀的岳飞相差不多。

   西方自由主义者在推介自己主张的时候,经常强调普世价值。这一招是很高明的。他不说政治主张,而是先把自己的主张打扮成绝对真理,受其教化的人就只有接 受了。上个世纪苏东剧变后,法兰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历史终结时,没有剩下任何意识形态竞争对手,可以挑战自由民主主义。”然而,世界并没 有目睹一场转变。多数俄罗斯人看来对专制统治都是满意的。后面这一句反驳福山的话不是我说的,是一个美国人罗伯特·卡根总结的。

   那么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呢?我认为只有相对于一个时期的共同价值。比如,“民主”并不是人类自诞生以来就有的共识,在这个词出现的2500多年 里,有2200年“民主”是作为非褒义词存在的,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18世纪之前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认为,民主制度是将统治权交到道德败坏、自私 自利、愚昧无知的暴民手中。在这漫长的时期里,民主制并不是普世价值观念,君主制才是普世价值观念。又如“平等”,在中世纪及以前,也不是普世价值观念, 不平等才是普世价值观念。中国孔夫子的“君臣父子”思想,近代辜鸿铭老夫子的“茶杯茶壶”理论,自不必多说;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人也普遍认为不平等是天经 地义的,甚至连在等级阶梯上处在下层的人都这么认为。柏克是自由主义的宗师,他就认为,“天赋平等是一种社会虚构,等级差别才是‘习惯的社会纪律’”, “挟着对平等的过分热爱和仅仅是少数人的胜利,不可避免地把法国导向民主政体,那便是一种在许多方面有似于专制政府的政府”,故“完美的民主是世界上最无 耻的事”。这些话白纸黑字的写在他的名著《法国革命反思录》里。

   总之,普世价值的概念是人给定的,定义权比普世价值本身更重要。今天,某些人利用普世价值,把普世价值作为大棒,把传播普世价值当成一场新的十字军东 征,目的在于铲除异教徒。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看起来,像是学术之争,名誉之争,事实上,这是在复杂国际背景下,一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 谁来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掌握不了话语权,你就没理,就只有被动地挨骂。

  2.政治制度没有最好的,只有合适的。

   区分政治制度,大家会习惯性地想到民主与专制这两个维度。其实,严格地从政治学上讲,这两个概念并不是对立范畴。民主作为一种“合法的多数人统治”形 式,其对应的是“合法的少数人”统治(贵族制)和“合法的一个人”统治(君主制);当然,还有“不合法的多数人统治”(极端民主制)、“不合法的少数人统 治”(寡头制)和“不合法的一个人统治”(僭主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也有可能是专制的,比如极端民主制,就是一种暴民政治。但是现在,民主、专制的 概念已经广为人知,这两个词语身上的褒贬色彩也几乎成了定论。民主享有巨大的道德优势,无人敢撄其锋,专制则为人们所厌恶和唾弃。其实,简单地作这种二元 划分,粗暴地评定优劣,都是不理性、不科学的。

   去年四月,当中国和法国由于西藏问题而发生冲突时,法国电视台组织了一场辩论,邀请旅居法国的华人学者参与。然而,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和西藏毫无关联,而 是:中国是民主还是专制。这种安排可以使我们明白其中的三层含义。第一,民主与专制是对立的,二者必选其一。第二,西方是民主的,你们中国未定。第三,民 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只要中国承认了是专制国家,那就是邪恶的代名词。无论你怎样为自己辩护,都是站不住脚的。这完全是一种辩论上的诡计和舆论上的陷 阱。就像推销员到了一个世代不知道穿鞋的小岛上卖鞋一样,他如果问岛上居民是穿鞋好还是不穿鞋好,无论岛上居民如何回答,只要承认这是个问题,就意味着推 销员成功了。

   二战结束后,全球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外,还有另外三种制度:法西斯主义(葡萄牙和西班牙)、军事独裁政权(韩国、台湾、印尼)、政教合一的封建王室政 权(沙特、科威科)。论先进性,这三种制度都远远无法与社会主义制度相比。特别是造成人类历史上空前灾难的法西斯制度。然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却与这三种 制度结盟,对抗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时期,制度的先进与邪恶与否,并不是西方判断的标准。冷战后,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标准的西方民主制度,但是根据西方的 需要,它们还是被贴上专制或独裁国家的标签。去年美国国务卿赖斯在德国发表“新铁幕”演讲,把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反美国家贴上独裁的标签,就是鲜活案例。 显然,是否反对一种制度和政权,决定一切的仍然不是制度本身。

   那么如何对一国的具体政治制度进行评价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看它是否适合,要用事实说话,用国情来分析。世界上“民主”的发达国家有很多,但是,夸张点 说,这些“很多”的国家用手指头就能数得清,不过是美国、日本、欧洲而已。世界上更多的是“民主的”不发达国家,甚至是民主的落后国家,其数量必须会 200以内的加减法才能算得清楚。这些国家拥有“民主”这个东西,但却没有饭吃,没有地位。

   如果我们放弃对一种制度意识形态化的做法,而是以一个制度是否适合和推动了一个国家的发展作标准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现行制度是1840年以来中国近现 代史上最好、最成功的制度。短短的三十年,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强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总金额超过G8集团总和)、美国第一大债权 国(中国是美国主要的借债对象)。在现在进行时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的表现堪称一支独秀。特别值的一提的是,所有采用和中国不同转轨方式的东欧国家,其整体 表现都远逊于中国。

   在讨论政治制度问题上,我们不能轻易掉进西方价值体系所设定的框框中,否则从辩论的一开始我们就失去了道德优势。民主与专制,本身就不是对立的范畴;孰 优孰劣,更是一个伪问题。我们没必要跳进这个辩论的陷阱,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自己国情的基础上,创造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而不在乎谁和以谁的名义给 中国贴什么标签。

  3.政治行为没有完全自由的,都是要承担责任的。

   这种认识,让青年特别是大学生牢固树立,具有十分的必要性。记得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是89刚过去。北大有一位校领导就学潮问题作过一个报告,深入分析了 大学生的几个特点。其中一条就是大学生的使命感强,责任感差。我听了深以为然。使命感和责任感我们经常放到一起讲,但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区别还是很大的。主 要有两条。

   第一,使命都是管长远的,责任却是在眼前的。使命都是和历史和未来相关联的,而且离现在越远,那么使命感会越强。儒学里面有个著名的横渠四句教——“为 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宋朝的大家张载(字横渠)说的,被后来的所有儒生奉为理想。这就是典型的使命,上诉往圣,开启 万世。使命感是很容易在学习中建立的。念过书的人应该都有相似的经历。看到中国历史如此悠久,汉朝威震四方,唐朝席卷中北亚,这种大国的光荣感油然而生, 对比现在,有差距阿,那么怎么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呗,一说起来、想起来就热血沸腾,历史使命感就这样形成了。但是真要干起来,现实问题就来了。 大学毕业了,国家需要你去援藏,我想这时候考虑到历史光荣的就少了,更多的可能会想高原反应怎么样啊,我的身体行不行啊,多长时间啊,等等。所以使命要实 现,必须面对现实。使命是远大的,实现使命的过程是具体的。

   第二,承担使命的人不必承担行为的后果,而承担责任的人必须承担行为的后果。德国有个和马克思齐名的思想家,叫马克斯·韦伯。他举出工团主义者的例子, 来说明信念伦理,也就是使命,是不考虑后果的:“你可以向一个衷心服膺信念伦理的工团主义者证明,他的行为后果,将是使反动的机会增加,使他的阶级受到更 多的镇压,从而阻碍它的崛起。但你不可能对他有丝毫触动。如果由纯洁的信念所引起的行为,导致了罪恶的后果,那么,在这个行动者看来,罪责并不在他,而在 于这个世界,在于人们的愚蠢,或者,在于上帝的意志让它如此。”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适合所有信奉信仰伦理的使命承担者,比如,基地组织成员,孟买恐怖袭 击者,当年的纳粹分子,以及民粹主义者,等等。

   青年学生看书的时间多,经历社会的实践少。在他们头脑中装进了很多的理论、模型,都是理想化的,但是在他们的眼睛里没有看到社会的复杂性、具体性。当他 们用头脑中的理论、模型去衡量现实问题时,不满就出现了,批判就开始了,愤青就这样炼成的。89之后,有相当的一批青年不理解,他们质问:我们是爱国的, 我们上街也是为了爱国,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爱国有罪么?这种困惑,本质上来源于大学生的这一个特点。是的,爱国是无罪的,但是爱国一旦变成了行 动,就必须要考虑行动的后果。放到历史长河中,几乎所有的爱国行动都是不被指责的,因为它在道义上崇高;但是放到具体的社会现实中,爱国行动却不得不承担 它的后果。义和拳运动中同时向11个国家宣战的轰轰烈烈,伴随着八国联军的凶恶反扑和神州大地的生灵涂炭;59大游行中砸了美国大使馆的窗户,事后是政府 买单来重新装修。

   着眼于此,我们在做引导青年的工作中,一定要告诉他们使命和责任的区别,爱国热情和爱国行动的界限,政治参与和政治后果的关联。政治是天下之公器,参与 政治活动,使命感固然重要,责任感却是万万不可少的。马克斯·韦伯在《以政治为业》的著名演讲中,告诫那些想成为政治家的人,一定要具备三个基本的素质: 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热情是一种对“踏实的理想”的热情献身、对掌管这理想的善神或魔神的热情归依;但仅有热情是不足的,“政治家不在于热情本身,而是 要在用热情来追求某一项踏实的理想之同时,引对这个目标的责任为自己行为的最终指针。”因此,政治家需要具备最重要的心理特质:判断力,也就是心沉气静去 如实面对现实的能力,也就是保持对人和事的距离。韦伯实际上指出了政治家应该实现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统一。韦伯的这些话,也值得我 们向青年,特别是没有走出校园的青年,去广为传播。

  已经超出了规定的时间,该结束了。以上向大家汇报了四种思潮、三次争论,四个“转向”、三个理念,其中有很多是一孔之见,很不成熟。这两个“三和四”,可以概括如下:我鼓足勇气在这里说三道四,但是很可能讲得不三不四。诚恳地请大家批评指正。

 

 

 

(来源:中国共青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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